个人的自由等权利诉求也必须让位于合乎生态要求的新生活法则，并降低为第二序的要求。

前者似绝对，却未必每一个人都能履行，它有关个人修养水平。如果说第一类要求是社会性的，第三类是人性能力的体现，第二类则兼具人性与社会性的要求。

这一划分的意义在于，用个人道德取代私德，便于肯定传统的正面价值，而在社会道德作出区分，则利于对政治与社会关系价值的平衡。作者对前一种自由观点似乎没有异议，但拒绝李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价值观。梁启超曾指出清末假爱国革命的名义行败德之实的现象，本书也提及警惕政治或其他社会性道德在个人道德领域扩张的危害。故传统有门内之治恩掩义，门外之治义断恩的说法。虽然不久之后，梁启超就意识到私德的重要性，并重新平衡公、私德的意义，但在社会秩序近乎崩溃的清末民初，其公德观对利群爱国的呼吁，有直指人心的效果。

也就是说，为某种伦理秩序辩护与建立某种伦理学是有内在关联的工作。它也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没有的。人之生于世，犹舟之航海，顺风逆风，因时而异。

大前提是具有清醒的危机意识，进而激发自强不息、昂扬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。说到朱夫子，我联想到他在福建漳州任职时，为开元寺题写的一副对联：鸟识玄机，衔得春来花上弄。《吕氏春秋》有言：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曾国藩也曾写过一副对联：不除庭草留生意，爱养盆鱼识化机。

鱼穿地脉，挹将月向水边吞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指出，作为天地之大德，生的本意是创造。

充分阐明了实施变革和掌握变革时机的重要性。因此，其《象》辞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天汉二年（公元前99年），正当他全身心投入撰写《史记》之时，却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，他忍辱苟活，为的就是要实现宏伟抱负——完成《史记》撰著。其所由来者渐矣，由辩之不早辩也。

君子以顺德，积小以高大。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，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，刚健有为的创新理念，这是贯穿于《周易》中的三个带有根本性的思想理念。无平不陂，即平原都有坡坎。悔吝则是指面对得失、休咎所持的态度。

《泰》卦中《九三》爻辞也讲：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。关于事之有渐的道理，《易传·坤·文言》解释得至为深刻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

大率圣人为戒，必于方盛之时，方盛而虑变，则可以防其满极，而图其永久。若能悔前之失，穷而思通，必济矣。

按照当代著名学者高亨的解释：履霜，秋日之象也，坚冰，冬日之象也，‘履霜坚冰至者，谓人方履霜，而坚冰将至，喻事之有渐也。在客观事物或现象彼此制约、相互影响的过程中，原因引起其他事物或现象产生，结果则是其他事物或现象由量变化为质变的实现形式。而动静、行止，则是讲以时进退的处世之道，苟不知时，无以言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君子总是虑远谋深，预防蹉跌失误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且学者立志，尤须坚韧强毅，虽遇颠沛流离，不屈不挠。

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《周易》中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这一论述，阐明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的道理。

意为深夜传来一片错杂的脚步声，应有所警惕，才可望安然无事。《困》卦《上六》爻辞曰：困于葛藟，于臲卼，曰动悔有悔，征吉。

谨慎之道，突出表现为防微杜渐、小中见大、因中见果，把握量变与质变的辩证规律。殷忧启圣，多难兴邦之古训，所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。

这样，就有望防止差错以至祸患的出现。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（《艮》卦《彖》辞）。《周易》反复强调：变通者，趋时者也（《系辞》）。《易》卦辞、爻辞中，多见凶、咎、吝、否、损、陨、乱、困等负面占断之辞。

《周易》中多处阐发时的观念。中国古代哲学特征以及思维方式，反映在认识上，往往偏重时间的流动，凡事以时间为本位，以时间统驭空间。

创新、创造、创化，乃天地之大德。天下归之之谓王，天下去之之谓亡。

惟圣人为能因其盈虚而消息之，使常治而不乱，常存而不亡，常安而不危也。承认生生之谓易，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。

而《革》卦之后紧接着《鼎》卦，目的就在于彰显革故鼎新之义。《周易》突出阐扬了这一思想观念。臲卼——身在高危之处，心惴惴然。二者相生相克，互不相容，急需变革，也必然出现变革。

《周易》崇尚刚健，在《乾》《震》《豫》《大壮》《大畜》诸卦中都体现了这种以刚健为主导的审美取向。汤、武应时而革桀、纣之命，所以顺天应人。

《周易》中《临》卦卦辞说：临。这里强调的是守恒道，树恒心。

（《系辞》）一言撮要，统括全局。意为以柔道而进，并顺合时机而进升。